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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亟须高等教育发展理论中国化
2017-09-05 11:05   审核人:

编者按

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在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高等教育在我国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并经历着一场波澜壮阔的变革,“双一流”建设、高等教育分类发展、高等教育“管办评分离”等诸多改革发展的重大举措,正深刻影响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推动着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并进一步指出要“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实践亟须发展着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给予指导和引领。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作为一种历史进程,显然它又是一种发展着的实践。面对国际上形形色色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如何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寻求和确立科学、适宜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应成为当前高等教育研究界必须面对并作出解答的重大课题。

长期以来,在国家或地方层面,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个误区,就是盲目借鉴国外高等教育发展理论,时常食“洋”不化。比较借鉴是必需的,但如果不能结合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实际,进行中国化的改造和建构,就有可能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实践产生误导。比如,上个世纪末开始的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化转向大众化的过程中,马丁·特罗的有关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很有市场。但是,主要源于欧美背景的特罗理论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实际,其解释力和指导作用是有局限的。

“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亟须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中国化,建构起中国特色的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理论体系。笔者认为,可从如下几方面进行思考。

1.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基础

这包括以下双重含义: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发展理论,是以宏观的唯物史观为基础,并融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为一体,这对于高等教育发展问题同样具有解释力;二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也是伴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高等教育实践也是发展着的实践,只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才能更好地解释和回答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和遇到的新问题,这也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理论基础的发展性之缘由所在。

建构中国特色的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理论体系需要理论的兼容。以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理论基础,并不排斥高等教育发展适当借鉴其他发展理论、汲取其合理的养分。而且,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本身也是发展的,这种适当借鉴和汲取对于丰富和发展以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为理论基础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无疑是有益的。

2.以多样性作为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

多样性是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样态,多样化也是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主流趋势。与传统高等教育发展不同,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最为普遍现象,也是最为本质的现象即为多样性,这既与教育的价值追求(满足每个人的教育需求和社会对教育的多样化需求)有关,同时也是高等教育发展到现代以降的阶段性的特殊现象。应当说,高等教育多样性既是高等教育发展到现代的结果性现象,同时又是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出现的种种新现象、新特征和新问题的原因或根源所在,或可称之为原因性现象。比如高等教育大众化与多样化的互为因果关系也反映了高等教育多样性作为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结果性现象和出现新现象、新特征和新问题的原因或根源的这一现象。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理论需要解释这一现象,回答这一现象带来的高等教育发展的种种问题。

而当高等教育进入到普及化阶段,这种多样性特征会更加明显,而且因为同时面临新的外部环境而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比如“互联网+”时代已经到来,而人工智能正以人们难以预料的势头迅速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创新型的新业态会不断涌现,为了适应这些新业态的发展,大学的办学模式很可能出现颠覆性的变化。因慕课的兴起而带动的“线上大学”已经在挑战传统大学的地位了,随着新业态的发展而新兴的高等教育机构也必将要争取“大学”身份并产生变革性的影响。这更加要求多样性成为高等教育现代化理论的逻辑起点,如果不承认这个逻辑起点,那就意味着可能要接受“大学的消逝”甚至“大学的终结”。因为如果说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更多还是传统大学规模的扩张,那么普及化高等教育阶段将更大程度上会面临着各种新式大学类型的变化和传统大学职能的转移。

3.从高等教育原理与国际比较的视角建立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理论体系

教育发展理论首先是源于比较教育学的发展而出现的。即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比较教育学逐步发展为两个主要分支领域,一个是国际教育,另一个就是发展教育。当然在我国,从发展学的角度研究教育发展问题相对晚一些,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人们又提出从教育原理的角度构建发展教育学,即从教育的本质及其规律来探究教育发展问题,甚至有人提出“教育的本质就是发展”。

由此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如何将高等教育原理的角度与国际比较高等教育的角度相联系,来寻求对高等教育发展问题的正确认识。如果说国际比较高等教育为人们认识高等教育发展问题提供了一个“宽度”,那么高等教育原理则为认识高等教育发展问题提供了一个“深度”,这“深度”和“宽度”两个向度就构成了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研究的基本视角。其中,国际比较高等教育的视角,一方面可为发现高等教育发展的普遍规律提供案例国依据(如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另一方面,它也可为发现特殊规律提供个案(如印度高等教育发展的“人才外储理论”)。高等教育原理的视角更多的是揭示高等教育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国际比较教育角度的“宽度”则时常反映的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殊性。而特殊性可以是普遍性的个案,通常包括个案归纳出来的普遍性和普遍性演绎出来的个案,也可以是普遍性的例外,而作为普遍性例外的特殊性可能有以下两种情形:一是这种特殊性可能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种现象,深究其本质,与普遍性所反映的高等教育发展本质并无二致;二是这种特殊性也可能反映的就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本质。不论何种情形,我们都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正是高等教育原理的本体功用。

4.构建“发展理论—发展理念—发展实践”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分析框架

高等教育发展理论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基础,它是高等教育发展实践的理论依据,对高等教育发展实践起指导和引领作用。但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对高等教育发展实践的指导和引领往往难以直接实现,这里需要通过一个中介,这个中介就是高等教育发展理念,高等教育发展理念是在一定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指导下形成的(广义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可包括高等教育发展理念),它实际上是高等教育发展主体对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一种主观认识、主观态度和价值选择,对于高等教育发展实践可以起直接的指导和引领作用。比如,高等教育发展战略是具有实践性特征的,如果说高等教育发展理论是对高等教育发展问题、发展实践的感性认识上升到了理性认识,那么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则使高等教育发展理论以另一种精确的形式重新走向高等教育发展实践。因此,这个中介及其主体很重要,比如熟悉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并具有高等教育理念的教育主管部门的决策者以及大学校长群体。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对高等教育发展实践的指导和引领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主体的成长和规模。

值得提及的是,在“发展理论—发展理念—发展实践”的分析框架中,首先,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应走出理论依附、盲目借鉴的窠臼,立足于对中国特色高等教育道路实践进行针对性研究的基础上,真正扎根中国大地建构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其次,要大力推进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建设,加大对熟悉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并具有高等教育发展理念的管理者群体的培育力度,搭建好衔接高等教育发展理论与高等教育发展实践的桥梁。再次,在发展实践上要告别理论被实践带着走或实践根本不顾理论的局面。以往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导致我们所关注的问题常常就只能是现状性问题,而非发展性问题。所谓现状性问题,指的是国家或地区高等教育业已存在的问题;而所谓发展性问题,则指的是国家或地区高等教育未来发展可能出现或遇到的问题,虽然这些发展性问题在目前并不一定出现或很突出。而正在到来的普及化高等教育时代,恰恰是属于这种发展性问题。但这类问题又是影响未来高等教育全局的问题,如果没有足够的预判很可能会出现措手不及的情况,因此必须予以重视和研究。如果没有科学的理论研究和指引,依然会面临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理论与实践窘境。最后,要实现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理论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转变,更多的关注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尤其是人的发展问题,这是跟传统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更多的关注教育与国家、与社会经济的关系等宏观问题明显不同的地方。在当今时代,教育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而且它是为人的发展本身服务的,是人的基本权利和基本需求之一;教育不仅仅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工具,而且它本身就是发展的核心。近年来,在我国高等教育界对大学素质教育、教学与科研关系、人才培养模式、课程、学生发展等问题的再度关注和深入探讨,都表明人们在重视高等教育发展理论中人的发展问题,重新思考高等教育发展的价值取向。由此也体现了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问题域正从关注高等教育发展的工具理性,到对高等教育发展的价值理性追寻的一种时代趋向。

(作者:卢晓中,系广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BIA170170)(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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